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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功名尘与土(三)

2015-07-17

  作者/秦国龙     

  ——我的军旅岁月(3)

  从早餐后的上午起,我们就要正式集训了。这就跟旧时私塾里的孩子学写八股文一样,既然已经“入题”,就应该是“起股”了,该写点正经的事了。据说我们在新兵营的正经事主要是三项:一是学整理内务,再是学走队列,最后重点是学专门的军事技术。

  吃饭后,我们仍旧回到各班的宿舍里,这一整天里的工作,当然就是学习整理内务了。按说,整理内务是一件极简单的事,就跟我们平时吃饭和上厕所一样的平常,是用不着犹要学习和训练的。众所周知:吃饭只需端着碗,往里面盛上半碗或满碗的饭,再用筷子朝嘴里不住地喂就行了;上厕所只要有些注意,男女生只要不相互进错门儿,去后亦只需捋下裤子,随便蹲着就成,再接下去,那是顺其自然的事。此两项工作,是从来就无需要正规培训的。我私下里以为,这整理内务,亦便如此。

  可是,我却不了解班长到底是怎样的人,凭直觉,他极像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,满脸的严肃认真,他从革命的理论再到革命的实践,都作了认真详细地阐述和指导:说整理内务,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掌握的一项对敌斗争的基本技能,学好了它,有蛮大的用处,我们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,就会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;到时候,也就能战胜苏修,彻底埋葬蒋家王朝,解放台湾,还能同国内隐藏着的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。

  他讲这些话时,犹比划了好些坚强而有力的手势,是要对他的讲话做些辅助的作用。譬如说,当他在讲到“对敌斗争的基本技能”一句后,就把一只右手高高的举起来,比他的头还高出一寸左右;又把一根食指竖得笔直,另四根都蜷着,表示着掌握这一基本技能是“悠悠万事,唯此为大”。再譬如,在他讲到这最后一句“战胜苏修”、才能去“解放台湾”时,他就紧握着拳头,亦仍是那只右手,随着整个儿上半截身子的往右斜转,把拳头和整个的手臂,猛地往正前方一冲,正似那“捕俘拳”的冲拳招式,很有劲儿,表示出,这“整理内务”就是战胜修正主义和解放台湾的强大武器,简直就是飞机大炮,甚至是原子弹!那是毋庸置疑的。

  我当时见了,是无比震撼!不曾想,一个简单的整理内务,竟也有如此的厉害!他讲完了整理内务的这些伟大意义以后,接下来,他是要开始讲整理内务的重要理论了:

 

  说整理内务是起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那时候还是苏维埃政府,我们的红军战士尽管是在那样艰苦的革命环境里,都十分认真地整理内务,把一些破烂的被子都叠放得整整齐齐,尽管住的是破屋子,也照样打扫得很干净,真是为革命争了光,为穷人们长了脸!讲到这里,像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一样,他眼圈都红了,,满含着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,非常感动人!……

  “后来,整理内务又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,再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,整理内务还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着!” 他再一次握紧了右手的拳头,又做了个冲拳的招式。……

  “整理内务有两个大的内容:一是关于被子的问题,二是关于打扫卫生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里面有两个小问题,一是学习怎样打背包,所谓‘打’,就是‘捆’的意思;再是叠被子,就是把被子叠好,叠整齐,叠成四方的,要四棱上线,放在床铺的一头。第二个问题里面有四个小问题,一是扫地,二是抹桌子上的灰,三是抹窗户、抹窗台、擦玻璃,四是把每个人床铺底下的鞋摆好、摆整齐,把床头底下洗脸盆上的毛巾盖好,与两旁所有人的毛巾成一条直线。”

  在他讲完了整理内务的重要理论后,他是要作具体示范了;不过我犹根据他刚才的做派,猜想出他肯定犹得一边做动作,犹会一边不停地讲要领。

  果然,他是一边做着打背包和叠被子的示范,又一边像是老和尚正于禅房里在做着功课、念着经文一样,而且讲的和做的相辅相成,协调一致,每一步骤的具体动作,都无比熟稔,都到位。这却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看过的杀猪的情景:

  老家那些屠户们杀猪的手法特别娴熟,真是了得!把一头很倔的猪,只用自个儿的一个膝关节就牢牢地压在了一尊血淋淋的杀猪凳上,就像是如来佛祖给孙猴子身上压的五行山,使猪动弹不得,再任意宰割。往往嘴里犹念念有词,据说那很可能是在施展法术,要使被屠戮的猪多流血或是不流血,或是咽气得快,或是咽气得慢,或是死得吉利,或是死得蹊跷和凶险。凭此好向主人家讨要些好处。

  我们老家确是个藏龙卧虎之地。仅杀猪佬的本事就极高,大多有很深的道行,是很精通法术的人:见有陌生的后生在给人杀猪了,他心里有很大的不平,于是,便将随身别在腰间的一支铜烟杆取下来,把大铜头燃烟的那端,亦或是有别的什么硬物,愣是“使手脚(施展法术)”,挡在了猪脖子上,叫那杀猪的小生无论使出多大的劲儿,也戳不动;那猪也不会死!听说这一切,除却非凡的人物,是一点儿都看不见摸不着的。犹有,明明是见着一头猪已遭戮了,早咽气了,甚至连浑身的猪毛都被刨了个精光,可是被人“使了手脚”后,结果会从杀猪凳上猛地爬起来狂奔,是真的“狼奔豸突”了!——不过,这些都是我亲耳听来的,并非亲眼得见。

 

  我们的班长,亦颇有那些杀猪佬的本领,见他只是三把两下,便将一个背包捆好了,极像是董存瑞去炸碉堡捆的那个方形的大炸药包,有棱有角的,而且线条分明,中看而实用!

  此时刻,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很快就升华了,便由一个屠夫升成了英雄,也就像是当年董存瑞那样的英雄。我对他有了无比的敬佩!我也暗下决心,一定以他为榜样,成为打背包的高手,要成为将来战胜苏修、解放台湾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!

  在班长的具体指导下,我们经过了一整天的打背包,大伙儿算是基本上掌握了技巧。打背包的要求不光是要打得好看,关键是要打得快,在“好”的前提下,还要用一块很厚的布蒙着眼睛打,看谁打得最快,用时最少,谁就算达到了打背包的最高境界,也就是高手了,也就将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了。于练习的过程中,我们都把这一天里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打背包上。

  其实,打背包并不要像一对青年男女正谈情说爱一样有复杂过程,犹需得时刻注意着对方的表情,以便审时度势,抉择出最合理的应对方式;甚至犹需经历情意绵绵或是花前月下的周章后,方能获得成功。打背包的关键,只要花费体力去反反复复练习,熟练生巧后,就能打得很快了,亦就算是真正学会了,就算是具备了一个革命军人应有的革命素质。

  这天,我们虽然是学会了,可与班长相比,那可是不啻霄壤:他打好一个背包,并又从容地把它背到背上去,用时只需三十秒!而我们大多数人,同样的打好一个背包,若是再背在背上,至少都需要四分钟以上,是他整个耗时的八倍多!

  那会儿的我,真是大聪明了,有时候,我都有些自我崇拜了。譬如别人打好一个背包要用时四分零一秒,而我却只要四分,硬是比那些笨人们要快出整整一秒钟来。一秒啊,我真的厉害!

  若是以后要和苏修打仗或是解放台湾,那却是争分夺秒的事情!说不定能抢占了这一秒的先机,就能置苏修或国民党于死地。不是常听人说,时间就是生命吗?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也教导我们说过,“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,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敌人”吗?我们能重视这“一秒钟”,就是做到了从战术上的重视。哎呀呀,我怎么就对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能如此的心领神会呢?我真的是了不起!

  进行了一整天的内务训练后,以后的几天里都是严格的队列训练。

  所谓“队列训练”,无非整天都是排着纵队或是横队练习走路。要么练习徒步行走,要么练习正步行走。除了十分辛苦外,没见有多少技术含量;再说了,练习那样的走路,和反修防修、抵御苏修的入侵,和以后解放台湾都没得关系。甩起两只空手来走徒步、绷直了两条长腿来走正步,战场上是肯定派不上用场的;练习这样的走路,甚至犹有彭德怀、罗瑞卿等人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,搞形式主义、搞“单纯军事观点”、搞“正规化”之嫌!所以一直到到后来很久,我都没有太深刻而又好的印象。

 

  可是有天晚上的事情却让我一直激动和自豪了很久。那时候的部队里,晚七点到九点,通常是以连为单位,进行“晚点名”和集中的政治学习时间,由连长和政治指导员主持。学习的主要内容是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和《红旗杂志》的社论,简称为“两报一刊社论”。那年头,各大报刊经常有重要社论发表,仿佛暴风雨云层里的响雷,一个接着一个,无休无止,没完没了。

  这天点名后,指导员说,今晚上不搞学习——当然,也是学习,是学习唱革命歌曲。你们新同志里面,有谁嗓门儿好、会唱革命歌曲的,请自告奋勇地举个手看看——

  我听指导员如此一说,心里就怦怦怦地跳,我却最先举起了手;当我意识到是举的右手后,我便马上就换成了左手——那年头,但凡有一丁点儿“右”的行为,都会是犯忌的。我把手举得更高,就像是在举一面旗子。心想,我是谁呀?我今天先得露一手!我本来就是有点音乐天赋的,小学三年级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简谱,唱会了很多革命歌曲。这会儿来教大伙儿唱歌,那不是张飞吃的豆芽儿——小菜一碟么?

  我教大家唱了湖南民歌《浏阳河》。在教唱之前,我还放开喉咙独唱了一遍,独唱中,我尽量粗着嗓子唱,要唱出和广播里那样的声音!独唱完后,大伙儿为我鼓起了很热烈的掌声。亦便从那以后,我便成了新兵营里很有名的人。当时我就想,这兴许对我往后的“进步”还有些好处。

  时光荏苒,就在第十天的晚上,新兵营召开了是我们来这儿后的第二次全体大会。

  大会虽然是晚上召开的,然而却仍是合唱着“东方红,太阳升”的革命歌曲开始。开始后,大伙儿照常是一起严肃地站着,是例行敬祝“万寿无疆”和“身体永远健康”的老议程。紧接着,营长走到台上,筒单地说了几句开场白后,然后就直奔主题,说这次开会没其它别的议程,主要是根据上级的命令,要分配大家的战斗任务和革命工作,要决定大家的去向问题。

  当知道了这次大会的中心内容后,我是心里就不停地打起鼓来,一方面是激动,是欣喜,没准儿是就要去开飞机了;一方面是担心,是害怕,是担心要留下来,要继续待在这儿,很无味地学些别的什么!……随着这此起彼伏的胡思乱想,听清了一部分人被分到有的雷达连去当了雷达操纵员,接下来,又听清了有好几个新兵,竟被分配到内蒙古草原的部队牧场去放羊,去当了放羊娃,那也真够惨的!

 

  然而,就在营长念到“放羊娃”们的名字时,按着顺序,紧接着就听到了念我的名字!完了,莫不是我也要成放羊娃了?我却是赶忙把手紧紧捂住嘴巴,以防那颗心脏不要蹦了出来!就在我把一颗已经跑到嗓子眼儿的心硬是拦了回去的时候,却分明听清了我被分配的最终结果:是到一个雷达团的指挥连,去担任什么记录员!说其他剩下的全部人员,都是无线电员,那是特种兵、技术兵,还得继续留在这新兵营里,要学习半年的报务技术……

  俟我完全静下心来后,我便专门去问了黄连长,他说当记录员是很重要的工作,具体来讲,就是用十个阿拉伯数字,记录下很重要的军事情报!他还跟我讲,空军里面是有很多兵种的,不一定都是飞行员;即便是航空兵,那里面也有很多是搞地勤的,也有做饭的……

  由此看来,“特种兵”、“飞行员”、“北京空军独立连”,对我来说,那不过就像是我曾经遇上的几位貌美的女子;后来她们有一位是不幸死了,而另两位却是连瞧都没多瞧我几眼就跑了,只是害得我一厢情愿地单相思!

  听连长解释后,我心稍安。当飞行员的梦虽成泡影,但至少是比当“放羊娃”强得多了,亦如孔子云,“拔乎其上,得其中,拔乎其中,得其下”,我所幸是“得其中”了。可一直到最末,我还是怅然若失,亦大有年轻守节的孀妇不见宠于翁姑的怨抑,一直为当了“记录员”而积怨怼!

(待续)

(编辑黎采)

  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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